回想40年前在宣师（现宣化科技职业学院）读书的那段经历，总觉得十分幸运。是的，虽说是少小离家，每月六、七元的伙食费，校舍简陋，却丝毫不觉孤苦。因为校园里有着太多的、真诚师生之情、学友之谊。时光年复一年地流逝，所学书本知识逐渐淡忘，然而许多课堂外的事，人与人之间的真情，至今依然铭刻在心。
人们说，宣师的教师人才济济。到宣师读书后，才信这话不假。我以为最可敬佩的，是师表的魅力，潜移默化的思想品德熏陶 。说来也怪，了解甚少的李泰棻老师，我留下的印象却很深。
1952年初，在学校召开的欢迎新教师、新同学会议上，我第一次见到他。。李泰棻作为一名新教师坐在台上，看上去单瘦而普通。他的讲话十分精彩，可惜自己年少，只记得开头几句。他说，他是阳原县人，过去却去了长江流域，珠江流域，到今天才回故乡做事。后来听人说，他曾在北京大学当过教授，有西洋史方面的巨著，但他在课堂上从不讲自己的过去。再后来，又觉得他有点特别，就是特别爱读书，几乎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。他欢迎学生找他探讨问题，又提醒我们不要无事逗留。我毕业离校后再没有见到他。有一天看报纸，意外地发现一篇关他的报道，说他是李大钊先生的挚友。李大钊先生就义后，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，出面买棺治丧。万没想到，瘦弱的他，在当年军阀白色恐怖的时代，竟有如此过人的胆识和义举，而且长期不言功。每回忆起李老师的为人之道，对我都是一次心灵的净化。
说心里话，我非常怀念宣师那块适宜青苗茁壮成长的沃土。有时就想，假如时光可以倒流，我愿回到五龙壁下再读六年书。
【李泰棻小传】李泰棻(1896—1972)，字革痴，号痴盦，河北省阳原县揣骨疃人。先世为口北望族，其家族清末犹多富贵者。其祖父时尚有良田数十顷，房屋20多间，因“养士好侠”，家道渐渐中落。祖父1875年（清光绪元年）去世时，家境已陷入贫寒。不得富贵亲戚周恤，其祖母李王氏针织女红，教养幼子。其父李景清17岁时到山西阳高县东井集商店学徒，22岁时自开商店“天顺厚”，家境渐渐富裕。不幸商店因庚子之变而遭过境西方侵略军焚毁，数载经营，毁于一旦。当时李泰棻5岁，其父心灰意冷，从此归家不复外出。李景清21岁时娶归隐医生赵德望的长女为妻，生二子一女。长子泰棻（清光绪二十二年、1896年生），女儿玉棻（清光绪二十八年、1902年生），次子茂棻（清光绪三十二年、1906年生）。泰棻7岁入私塾读书，1909年（清宣统元年）考入宣化中学。1914年（民国3年）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科。在校期间开始撰写《西洋大历史》一书。
1916年冬出版《西洋大历史》一书的上古、中古部分，后于1917年、1919年出版近古、近世部分。李大钊、陈独秀、章士钊等人分别为该书作序。该书出版，令国人耳目一新，轰动一时。1930年12月，中华书局出版《西洋大历史》第五次印刷本，为定本，共四大册，100余万言，记述从上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，共参考英、法、日等国史书200余种，开中国人写西洋史之先河。1932年，王森然著《近代二十家评传》（上海书店版，418页），开列王闿运、吴昌硕、沈曾植、柯劭忞、廖平、林纾、严复、康有为、罗捩玉、章炳麟、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独秀、周树人、章士钊、刘师培、李大钊、胡适、郭沫若、李泰棻20等人，可见其当时地位的尊崇。
李泰棻1917年（民国6年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科毕业后留校任教。1919年（民国8年）短期应聘至山西大学教西方历史。同年，由李大钊引荐入北京大学预科任讲师教授历史。后又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史地系主任。在“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风潮”中，1925年（民国14年）5月李泰棻与鲁迅、马裕藻、钱玄同、沈尹默等6名教授联名在《京报》上发表了《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》，支持学生的斗争。这一年的8月6日，北洋政府决定停办女师大，将之改组为“国立北京女子大学”，并以武力接收了学校。秋天，李泰棻应冯玉祥邀到西北国民军中“聘讲史实”，并任绥远教育厅厅长。
1926年（民国15年）冯玉祥下野，李泰棻也于是年回到北京，潜心著述或任教职。1928年（民国17年），中华民国首都由北京迁往南京，北京即改为“北平特别市”。民国17年（1928年）8月，北平特别市教育局长王滨海卸任，民国17年夏至18年11月，李泰棻曾任北平特别市教育局长，后又曾兼任永定河务局局长，还在北平特别市筹备自治办事处任职。
民国19年（1930年），绥远省设立了绥远通志馆，着手编纂《绥远通志稿》，绥远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聘任李泰棻为总纂，后因无人任事而与负责人闹起了矛盾，馆长郭象汲竟在李泰棻不在的情况下结束全馆工作并予裁员。李泰棻上书未果，于1934年（民国23年）辞归北平。通志馆在其走后又重开馆事，继聘傅增湘为总纂，于民国25年完成通志初稿。在绥远通志馆任上，李泰棻于1931年（民国20年）“奉葬先严返里”，应刘志鸿县长之聘任《阳原县志》总纂，其间，刘志鸿调任，李亦在总纂《绥远通志》，并写作《方志学》，大致拖延了三年。辞绥远职回北平后，于民国24年（1935年）历时三月完成总纂，方才出版了《阳原县志》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李泰棻留在北平。1938年（民国27年）1月潘毓桂任伪天津特别市市长，任李泰棻为首任教育局长②。期间，其创办了天津《兴报》，任其侄李育生③为主编。1939年3月，潘毓桂下台，由温世珍接任市长。市政府各局也换了班底。李泰棻回到北京，1941年出任伪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。1943年7月8日出任汪伪“国史编纂委员会”主任委员。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国民政府开展肃奸工作，伪局长可判3至5年徒刑。李泰棻被国民政府定为汉奸，后逃到东北，躲过一劫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被安排在察哈尔省立宣化师范学校任教。
在宣化师范，李泰棻以字为名（李革痴），成为该校 “五大教授”之一。1958年7月，宣化师范学校并入张家口师范专科学校，李泰棻随之任教。
1963年春，到梁寒冰曾任校长的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。1964年，师大历史系调整下马，李泰棻应聘到了东北文史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员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李泰棻回到北京。1972年去世，享年76岁。
李泰棻一生著述甚丰，在史学方面有突出的成绩，其《西洋大历史》为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、完整地介绍西方历史发展的著述。李大钊应邀在该书第二卷出版时为其作序，序中称其为：“吾友”。可见对其赏识有加。其在国民军讲授历史的同时，留心笔记，后成《国民军史稿》，时近迹真，是研究国民军的重要史料。他于史学涉猎甚广，不仅西洋史为开纪元之皇皇巨著，其对先秦史也有深入研究。躬耕十年成就的《西周史证》，便览秦汉以前可见古籍，旁搜历代有关西周史料或经解新说，广征博引，可为先秦史的引路之作。在治史的同时，还曾参与修志，任绥远通志总纂期间，为这部志稿的篇目策划、资料搜集都尽了奠基之力。所纂《阳原县志》详细记述了民国以来地价、工资等经济史料，对农村各个阶层也有客观放映，是我国方志史上的一部力著。实践之余，以心得著《方志学》一书，对方志的选材、整理、鉴定作了系统论述，是我国将方志学辟为一个学科的开拓之作。此外，在先秦诸子、金石学等方面都做过探讨。其《痴盦藏金》和《痴盦藏金》（续集）记其所藏、所见三代青铜器，各种青铜器均收有器物照片与纹饰铭文拓片及尺寸说明，极为清晰，书前有对各器的考释，俨然入门必读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李泰棻在任教之余，亦有著述。1958年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《老庄研究》一书。2006年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著名学者胡道静先生主编的《十家论庄》，该书选取20世纪中国庄子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10家——胡适、冯友兰、吕振羽、郭沫若、侯外庐、任继愈、李泰棻、关锋、陈鼓应、张恒寿的庄子研究论著，被称为20世纪中国庄子研究的精粹。1963年，李泰棻将其《周易通论》的上卷书稿送中华书局编审，不知何故“暂缓出版”。此外，李泰棻还根据亲历写了一些近代史方面的文章，在文史资料选上发表。
